5月28日，省高院院长邱水平向三个中级法院和三个基层法院连续发出76问，句句切中要害。这些问题直指一个方向：如何解决执行难？

为什么法院的一个执行环节能引起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的重视？因为中央感觉到，连法院的判决书都执行不了，变成了一纸法律白条，司法权威何在？党的权威何在？

执行难一直是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自1999年起，最高人民法院就提出了“切实解决执行难”的课题，近20年过去了，执行难依然被社会所诟病。因此，2016年，在党中央部署下，最高人民法院吹响了解决执行难的冲锋号：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于昌明说：“这是一场必须要打赢的硬仗，它关乎司法的公信力，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关乎法治晋城的落地。今年是解决执行难的冲刺之年，我市两级法院正以雷霆之势，全力向执行难‘开刀’。”

执行人员整装待发。郝文林 摄

从单打到联动，构建执行难综合治理大格局

以往大家普遍认为，执行是法院的一项业务，如果法律白条无法兑现，首当其冲应该追究法官的责任。其实，这种理念是非常错误的。执行难虽然是司法审判的最后一个环节，但能否让当事人得偿所愿却不是凭法官一己之力可以实现的。

有专家分析，执行难的病症表现在法院，病因却在社会环境，病根在国家社会治理能力不足和社会诚信体系不完善上。这是迄今为止对执行难最深刻的剖析。

“既然是社会治理能力问题，就要对症下药，彻底改变法院单打独斗的局面，构建综合治理大格局。”这是市委市政府的共识。2017年3月，执行工作被列入市委重点工作议程，一系列举措次第推开。

去年4月，晋城市委法治领导小组下发《关于进一步支持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的实施意见》，对市县两级党委、相关部门如何加强对执行的支持与配合提出指导性意见。6月20日，市委政法委组织37家市直单位、市县两级120个单位召开“全市政法综治重点工作推进会”，推动全市构建解决执行难综合治理大格局；9月7日市委政法委再次召开“解决执行难工作推进会”，从打好协作战、诚信战、信息战、拒执战、规范战五方面进行部署。

在市中院党组的支持下，执行局与联动单位磋商解决联动执行问题。4月18日，与市银监分局联合召开“晋城市依法维护银行权益涉金融案件专项执行工作推进会”，签署合作备忘录；与市检察院、市公安局联合出台《关于依法加强联动协作若干问题的意见》，在协助查询被执行人信息、控制车辆、限制出境、解决送拘难、打击拒执犯罪等方面达成协作配合意见；与发改委、国土局、工商局、电视台等联动单位召开推进会，完善网络查控衔接机制，扩大联合信用惩戒范围。邀请新闻媒体、联合惩戒单位、律师协会、仲裁委等部门召开座谈会13次，汲取智慧，推广工作经验，创新工作方法，提升工作效率。

如今，综合治理的大格局逐渐形成。市中院执行局负责人冯沁峥说：从单打到联动，自上而下的变革为解决执行难问题打开了新局面。执行局借此东风，采用挂图作战的方式，找问题，补短板，建章立规，使执行行为有章可循，使执行效果提质升级。

联合惩戒，最大限度挤压“老赖”的生存空间

一个人变成“老赖”后会怎么样？联合惩戒模式将斩断他所有的侥幸心理。

如果被列入“老赖黑名单”，在全市行政部门网上输入名字和单位名称，就自动弹出其信息，行政部门可以限制其有关运作。干部提拔任用时，市委组织部门会先发函给中院，查询相关干部是否被列入失信人名单，去年就有5人因此被取消了提拔资格。

公安机关将配合法院执行局查询被执行人的所有信息，发现踪迹协作临控；

通讯公司对被执行人的手机进行定位，设置失信标识彩铃，及时向法院反馈被执行人的活动范围；

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查控系统已经与全国3700家银行实现对接，可直接冻结被执行人的账户，基本实现了全覆盖；

另外，国家出台的《联合信用惩戒制度》中包含的10大类、104个小项都在惩戒范围。我市法院借助信用惩戒，向执行难全面宣战，穷尽执行措施，让失信被执行人寸步难行。

泽州县下村镇一位乡镇干部说：千万别小看这个联合惩戒，一旦变成“老赖”，除了不能高消费外，想涉足金融、建筑等行业的资格将被取消，入党参军从政也会被拒之门外，即便承包荒山也不能享受国家的优惠和补贴政策，真的是“一朝失信，处处受限”。

在这种对“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情势下，老赖们渐渐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失去了“我就是不还，你能咋办”的底气。泽州法院一位法官讲了一个案例：一个河南林州的包工头在十多年前欠了十几个农民工8万多元工资，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黑名单后，他主动找到承办法官，拿出10万元，要求尽快找到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履行判决，让法官把他撤下黑名单。他对法官说：国家这次动真格了，我因为欠了这8万多失去了很多承揽工程的机会，去年儿子考上了公务员却因为我的信用问题没被录用。

我市两级法院执行部门还通过集中约谈、强制搜查、悬赏等方式，最大限度地挤压“老赖们”的生存空间。每一次约谈基本上都有收获，去年年底，阳城法院约谈被执行人，有3人当场签订履行协议；市中院约谈被执行人，约谈后两天内，有7件案件的被执行人主动履行法律义务，共涉及标的3000余万元。每一次悬赏结果都出人意料，今年5月21日，城区法院发出对李某红的悬赏令后，不到48小时，执行干警在举报人协助下，将李某红依法拘留；6月3日，阳城法院对张某瑞发出悬赏令后，张某瑞主动到阳城法院要求履行判决。

这样的执行力度前所未有，这样的震慑力度无出其右，与之相对应，案件执行到位率也在显著提升。市中院专职委员张晓彬拿出了一份5月31日《全省法院执行质效六项重点指标动态排名情况表》，这份动态表把全省135家法院放在一个平台上比拼，排名显示：我市四家法院排名在前20位，全市两级法院排名已经进入全省第一梯队，各项指标都在中游偏上水平。张晓彬说：“从2016年到2017年底，我市法院首次执行案件数为13602件，实际执结6387件，占比46.9%，这个比例在全省来说都是很高的，沁水法院六项重点指标排名处在第二位，说明我们的执行工作有可圈可。”

一体化运作，执行机制变分散到凝聚

在联合惩戒大环境下，“老赖们”感受到了来自社会信用体系的丝丝“寒意”。对于案情简单、纠纷明确的案件来说，只要欠债的法人或自然人积极履行判决，就能兑现法律白条，可对于那些资不抵债的企业，如何让债权人得偿所愿，法院该怎样啃下这个“硬骨头”呢？

2017年年底，由于昌明主导解决的“湖滨集团系列执行案”为执行硬骨头案件积累了经验，形成了全市两级法院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的执行体系。

这场长达三年未解决、涉及四级法院的湖滨集团系列执行案，牵动了200多名债权人的心。因为可执行的标的与实际的欠债数额差距较大，涉及湖滨的70余个案件一直没有得到执行。市中院执行局按照院党组的部署，树立“上下一盘棋”的思路，充分调动市县两级法院执行力量，从关联案件、重大案件入手，以执行指挥中心平台为依托，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统一协调，成立专案组，集中对该系列案件进行梳理分析，制定出统筹解决方案，促成70余件案件以和解方式结案，赢得了当事人的赞许。

执行局趁热打铁，针对涉及三家法院的35件缺乏清偿能力、长期未结的关联案，果断进行集中协同执行，率先在全省开展“执转破”工作，让所有债权人都能参与资产清偿，并给了企业重整的机会。

在此基础上，执行局积极化解积案，曾经到中纪委、省纪委信访申诉的山东莱芜某冶金工程公司与被执行人阳城某铸冶有限公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被妥善化解，成为执行的经典案件。一年多来，执行局通过强制执行、执行和解、司法救助等方式化解上级督办、党委人大转办、院领导交办的信访案件43件，其中对涉民生、赡养、人身赔偿等32件案件进行了司法救助，发放司法救助金90.42万元。（吴俊玲）